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电影的编导孙瑜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要开展对于《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
孙瑜（1900-1990），编剧、导演，原名孙成?，原籍四川自贡，1900年3月21日生于重庆，其父是清朝末年举人，晚年曾任重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瑜转移到重庆，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编导了“八・一三”空军战士为国捐躯的《长空万里》、大后方人民支援抗战的《火的洗礼》。1949年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1950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将他1948年创作的《武训传》搬上银幕，翌年上映后受到批判。1952年后历任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导。1956年，编导了表现新中国女船员在风浪中锻炼成长的《乘风破浪》，1958年，导演讴歌中国古代建筑师鲁班的《鲁班的传说》，1960年，导演侗族妇女反抗地主恶霸的黔剧戏曲片《秦娘美》。孙瑜先后任上海市政协第一至五届委员，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一至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常务理事，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委员等。孙瑜的编导艺术，在注重故事情节完整性的同时，追求影片诗情画意浪漫色彩，形成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
孙瑜编导的电影《武训传》1948年由中国制片厂开拍，因故未完成。1949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收买已拍摄的胶片和摄制权，由赵丹主演、韩仲良摄影。电影以武训行乞近40年兴办义学为题材，于1950年底至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上映。至1951年3月下旬，《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赞扬肯定该电影的文章有40多篇，《大众电影》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毛泽东观摩过影片后，通过胡乔木组织了几篇持批评意见的文章。《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期和第2期连续发表了一组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文章。杨耳认为“武训的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他什么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武训的道路是错误的”。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杨耳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明确强调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是错误的，提出要批判所谓的“武训精神”。5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电影“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指出电影“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强调“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同日，《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专栏刊登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接着教育部、文化部电影局等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要求全国的下属单位开展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下，从中央到地方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成为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邓友梅、金紫光、端木蕻良、李岳南、于伶、解方民等人的批判文章。在舆论的压力下，1951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孙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的公开检讨。1951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袁水拍的《读孙瑜先生检讨后的一点意见》，指出：“我认为孙瑜先生的检讨是极不充分的，思想上还是混乱的。”《人民日报》继续发表了华君武、桑夫、胡绳、何家槐、范文澜等人的批判文章，刊载了李士钊、郭沫若、夏衍的检讨文章。1951年7月23日至7月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主持的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冯友兰、费孝通、雷海宗、金岳霖、林砺儒、汤用彤、郑昕、郑天挺等教授都先后发表了表态性或批判性的文章，使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上升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批判运动。
武训（1838-1896），原名武七，又称武豆沫，山东省堂邑（今聊城西）人。武训早年丧父，家境清贫，随母乞于市，20岁时当了乞丐，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三县置地300余亩。光绪十四年（1888）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义塾。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替他改名武训，取“垂训于世”之意，其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
影片以1949年12月5日武训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女教师讲话开篇，回溯武训的坎坷人生与行乞办学的经历。小时家境贫寒学人卖艺乞讨，想读书被私塾老师拒绝。在张举人家帮佣，三年工钱被举人骗走，分文未得却被打伤。流落财神庙的武训三天三夜没进食，在梦幻中斥责举人欺负穷人、创办义学。病愈后的武训走上行乞办学之路，他将积攒10年一百二十吊存入富裕户高春山处，字据竟然被窃钱款被霸占。武训从头再来将20年的乞讨积攒创办义学，在乡绅杨树坊、郭芬等的相助下，办起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武训行乞办学的事迹被呈上朝廷，光绪皇帝亲笔批准给武训建牌坊的奏片、慈禧太后赏赐武训黄马褂。武训却说：“俺讨了三十年的饭，办义学不是为了黄马褂，也不是为讨封的。”武训告诫学生们：“你们念好了书，可千万不能忘掉了咱们穷人哪！”电影在叙写武训行乞办学时，还穿插了周大武装反抗的线索，影片的结尾以女教师在武训的墓园祠前给孩子们的讲解展开评说：认为武训“这种个人反抗是不够的。你瞧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可是他死了之后呢，还是让地主们抢去了”；认为周大“烧、杀、除霸、报仇，可也没有法子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最后，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影片在对武训行乞办学坎坷经历的叙写中，穿插了武训的梦境，使写实中具有浪漫气息；在对武训性格的生动刻画中，凸现出行乞办学武训的圣者形象。著名演员赵丹以高超的演技，将武训演绎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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